2022-07-18 - admin
由此可以推知,在刘歆《七略》的文献体系中,《孝经》属于六艺略,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而不属于诸子略,其地位远高于《老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等其他诸子书
三教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发展以及三教地位的消长变化,对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祟的避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
这些宗派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而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合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17](p.732)在这种对心性的推崇中,抽象绝对的道不仅通过心而与众生相联,而且心实际上也与道一样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这表明,柳宗元对佛教的认识已逐渐深入到了佛学比较核心的内容。
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曾这样发挥道: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在中国这块注重现实人生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实际上是承认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的,否则《易传》为什么还要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船山的本体论,继承了儒家的根本精神,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既然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生活、生产就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就是真实的。
但说到器的时候,就是现实世界中具体存在的事物了。三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贺长龄,交相推重。参考文献: [1]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4]贺麟.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求索,1985(1).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6]传习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7]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8] 尚书引义//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9]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 [10]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王星贤,点校.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0. [11] 周易外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实践论//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思问录//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4] 礼记章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5] 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6]搔首问//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7] 诗广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8] 读通鉴论//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9]丁平一.王船山对湖湘文化中主变精神的承接及对近代湖南的影响.船山学刊,1997(1). [20]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21]刘书林.毛泽东《实践论》的新时代解读.党建,2020(10). [22]陶德麟.《实践论》浅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注释: 1、参见王兴国《王船山与近代中国》,长沙:岳麓书社,2019年。
谭嗣同受王船山的这个思想影响很深,他说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2]200。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知仁、知礼,这是孔子讲的最重要的知。他提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更新的。船山最痛切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这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开生面的逻辑起点。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
《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达德,最大的道德涵养是智、仁、勇,这个智就相当于知。阳明心学在明朝很流行,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理,是针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他是有心为朱熹理学纠偏的。[7]276趋时应变是从船山知行观中直接衍生的重要思想,船山知行观注重实践,而趋时应变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应对变化、解决问题。过去的理学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器亦不变,大家只要遵守祖宗之法就行了,不需要有任何创新、变革。
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他要从哲学的知行观上把这个倾向扭转过来,提出先行后知知行相资,主要是为了警醒当时的知识界,从明朝末年的空虚学风中解脱出来,脚踏实地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8]312既然孔子都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一定是先行后知了,这就首先肯定了行的重要性,反击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
《实践论》展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典范性的作品。船山的道器论思想很了不起,他实际上把理学的传统思维颠覆过来了。近代湖南人在历史变革中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涌现出无数中华英才,引领时代思想,追根溯源,与王船山的哲学认识论有着密切联系。能所这个观念很重要,他是借用了佛家的思想。晚唐古文运动是北宋理学兴起的背景,理学继承了儒家的基本的思想,慢慢又以四书取代五经,打破了汉唐经学的限制,这样就强化了儒家的精神内涵,巩固了儒家的地位。历史大转折时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认识论新实践、新思想、新贡献,发扬了湖湘经世学风。
(二)道器论问题 船山的道器论也很重要。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讲唯物和唯心的倾向。
孔子重视知,也重视行,还提倡乐,这就涉及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儒家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生产中来的。朱熹和王阳明有唯心的倾向,但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的唯心主义。
以上这些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宋明理学,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失去了统合人心的力量。时代的巨变刺激了王船山的思想,他的认识论生出一种应变的思想,就是怎么对待变化?他说:夫天下之万变,时而已矣。
王船山的知行观,既反对程朱派的知先行后,又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而是主张力行第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的《实践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行观,其中有很多思想,是从王船山那里来的。王船山趋时应变的思想,与他的知行观是结合在一起的。
[9]538这个阶段,是中国思想深化的时候,理学有积极的历史贡献。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以王船山知行观为代表的湘学认识论,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之所在。
王船山继承张载的思想,讲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就是感性认识,德性之知就是理性认识。[12]296毛泽东曾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他说人类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在前进2,那么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其实就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这个是认识论的最高点。
这个实学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认识。从南宋末年开始,理学成了官方学术,进入了高层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后来讲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想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也就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王船山借用了佛教的能所观念,用来说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王船山的思想是返本开新、别开生面的。他的道器论还有一面,道是一,器是万。
这就是说,人不单单是个体,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作用力综合起来形成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其实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家,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破千年之暗。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切错误观念的根源,王船山认为都是由于离行以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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